相关链接：
　　厉以宁：四方面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李稻葵：未来五年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将上升
　　2010：收入分配待攻坚
　　2010：五大改革如何撬动收入分配格局

　　主持人：黄月平

　　话题嘉宾

　　余 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从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开始，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开始起步。如今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这轮改革走向纵深。近日胡锦涛同志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在新华网举行的“今年两会,你最关心的话题”的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位居榜首；“调整收入分配”可以说是今年政府工作的一条主线。那么，如何认识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刻背景？如何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待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怎样实现国民收入格局的深层次调整？本刊特邀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编者

　　国民财富重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有报告称，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的调整有什么内在关系？

　　张茉楠：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意味深远。按照人均GDP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经验规律，人均GDP水平达到4000美元左右，是个历史节点。应该说，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次深刻反思和学习的机会。当前，我国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2009年中国财富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目前使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将是关键所在。而调整收入分配、构建社会安全网、遏制高房价，都与此密切相关。

　　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看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度调整

　　主持人：胡锦涛同志近日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应如何理解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对促进发展方式转型有什么重要意义？

　　迟福林：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有突出的阶段特点。着眼于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未来发展方式需要建立在消费主导的基础上。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新阶段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促进发展方式转型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1）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相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一方面使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不足，投资倾向加大；另一方面低收入者消费的支付能力不足。两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内需不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扭转消费率逐年下降的基础性条件。

　　（2）调整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进程。当前我国40%的农民（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只创造了10%的GDP（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这不可避免地使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因此，如果说以往调结构主要局限在产业结构的话，现在的结构调整则首先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由此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从而为转变“投资出口”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奠定基础。

　　（3）加快社会建设、防范社会风险，与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在发展阶段变化的现实背景下，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极易双向传导。要建立两种风险的防火墙，必须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主持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汪玉凯：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当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如果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明显的缺陷，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理蔓延，社会犯罪率上升等。

　　从政治问题来看，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比如，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政治体系又缺乏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甚至政策过程还在强化这种不合理，就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当问题得不得及时解决，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等，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三个问题

　　主持人：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余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呈现出一种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且把我国目前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跟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是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的，大约低十多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的太少，资本得到太多，这是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用于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明显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明显不足，老百姓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因为未来生活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把中国政府用于养老、医疗、教育这三个方面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跟世界上人均GDP三千到六千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相差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政府把大量的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等，而用到他该用的地方明显不够，从而使老百姓明显地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或者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保障。从调整的角度讲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政府应该把大量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经济发展的投入资金更多地转变过来，用于向全体公民提供养老、医疗、社会保障，而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城乡居民之间、地方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政府用于收入调节方面的一些政策，我们认为它只是起到了一种抑制差距扩大的速度，而并没有改变差距扩大的趋势。政府在二次分配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明显不够。

　　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我认为只有充分认识产生这三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原因提出政策措施，而且加大力度，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真正转变到主要依靠消费扩张的轨道上来。

    降低基尼系数需要解决两个基础性的问题

　　主持人：您对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有什么看法？

　　周天勇：2009年我比较过拉美、东亚、印度和中国的收入差距，计算了一些数据，我觉得，形成收入分配及财富贫富差距还有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好。

　　一是产业结构中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问题。这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且持续拉大的基础性原因。我们在比较中国产业结构的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发现中国的结构偏差非常大。目前的数据是，40%的农民创造了10%的GDP，也就意味着40%的农业劳动力和54%左右的农村人口，分配10%左右的GDP。这就形成一个麻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得越慢，增加值下降的速度越快，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是要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出来。

　　二是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的数量问题。一个国家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可以改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在GDP中的分配关系，实际也会改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每一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越多，基尼系数越低。每一千人的企业数量越少，基尼系数就越高。

　　国内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比如说贵州、甘肃等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不到两个，城乡差距就大，基尼系数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城乡差距明显小，基尼系数也较低。

　　我这两个观点要说明的是，中国要降低基尼系数：一是需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推进城市化；二是鼓励创业，大力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使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格局公平化。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政府有哪些当务之急

　　主持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汪玉凯：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利益分配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作为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最权威公共机构，政府责无旁贷。就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方面，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首先，要有正确的战略。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要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以及改革发展的实际，及时调整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整体战略，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改革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兼顾，并以此来确定未来的收入分配战略。

　　其次，政府要运用和使用好利益分配的杠杆。这个杠杆又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大法律对社会利益、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如修订税制，政府减税等；另一方面就要通过公共政策，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收入分配这个政策杠杆，保持社会整体利益格局的大体平衡，防止由于政策失误、或者政策反应迟缓，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第三，就是政府要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防止政府与民争利。比如，土地征用、政府收费、政府自身的开支以及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中，政府的政策导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政府只有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让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也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